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3篇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1

　　西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嬗变的根本原因，是对城市文化遗产本体认识的分歧。而中国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则不然，发生博弈的两种理念的建构体系，均具有成熟、完备的合理性基础，彼此不构成递进的关系结构。两者按不同尺度、共生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并相应造成整体空间的碎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重构。

　　如果说，价值分歧推动了西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那么，价值离散则导致了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期困境。相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背景下，博弈结果的差异性表明：博弈产生，是与价值碎片在特定环境中的重构、而不是认识程度的必然关系。因而，只要价值环境的差异性存在，保护的合理性基础、价值的具体尺度，就无法获得统一，形成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不可调和的“百家争鸣”。

　　故而，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体系是建立于“两极权宜”之上，以解决“两极权宜” 为准的保护方法体系。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与问题，聚焦在双轨制度下的空间分割。这一“底线式”的空间分割方法导致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诸多问题。今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应当在立足空间的基础上，突破空间管理划分的局限，建构整体和统一的保护模式。

　　《城市规划》2016年第11期杂志刊登了汤晔峥的论文《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技术形态解析与思考》，以“后发外生”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技术体系为研究对象，从价值取向、保护尺度和技术方法等3个方面，基于实践案例，分析并提出了本土技术发展中的特征与问题。认为保护应突破聚焦空间划分的手法，统一评估的标准、原则，避免既有管理等级干预保护价值评估。强调空间单元的整体式保护，关心遗产及其历史环境和现代环境的整体性。强调遗存整体延续过程中的保护与发展界限，而非单纯划定空间界限。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2

　　解放周一：考察文化产业大国英国在创新创业和文旅融合方面的历史经验与前沿探索，是你此行的主要任务。据说，考察伊始，最先让你深受触动的，就是英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开放性与公共性。能讲讲他们是通过哪些具体做法，实现这一点的吗?

　　曹祎遐：有一个现象，可能很多到英国或欧洲其他国家旅行的人都看到过。在很多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现场，都会设有一个“捐赠箱”。这个箱子设于大部分到访者的必经之路，它让人“很难错过”却丝毫不突兀、不莽撞，与整个场景融为一体。它的形式(如箱体、颜色、材质、文字说明)几乎没有定式，但大都庄重、简洁，让瞥到它的人会自然而然地放慢脚步，走到跟前去看一看。

　　以前去英国或欧洲其他国家旅行，我只是记得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箱子。但这一次，因为停留更长时间，又高密度地到访此类场所，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小小的捐赠箱，不仅是大部分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标配，还是英国早就已经开启的文化遗产“共享模式”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这一模式以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共筹、共建、共享”为宗旨，所以，如果游客有心，可以看到所有捐赠箱周围，都有关于这些捐赠“到哪里去”“将如何被使用”的说明。有的甚至会详细地罗列上一年度的捐赠情况，整个遗产一年来的运营成本、维护成本、公众捐赠之外其他资金支持的来源、数额和去向。

　　这些数据和说明，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信号：文化遗产来之不易，良好的保护与开放背后运营成本极高，但因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筹资而获得了很好的爱惜和支持。言辞之恳切、细节罗列之严谨，我想，哪怕是对文物保护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人读了，也会感到有一股敬重、爱惜之情，并且会进一步懂得，这一切并非“天然的恩赐”，需要社会成员共同参与，一起爱护、疼惜。一个小小的箱子,不仅联结着政府给予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种渠道基金，也是对民众实施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的即时工具。

　　当然，光有理念上的传递、感化还不够。作为运营者，会首先自觉地以精细、周到的服务回馈所有到访者。比如，为了让参观覆盖全人群，以无障碍设施为代表的、具有很强公共性与开放性的服务设施都布设得非常到位。考虑到“单身社会”的到来，有的场所甚至为方便参观者携宠物进入创造了条件，只为能够创造更多可能，让社会各界成员都可以方便、舒适地迅速融入整个参观环境中。

　　在我们研究文旅融合时，文化创意产品的“复购率”是一项关键指标。它能够反映出主创团队是否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为受众创设出值得一来再来的理由。同理，一个充分重视营造“共筹、共建、共享”氛围的公共文化场所，才能吸引公众不断地到访，将之视为个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周一：对于参观者来说，不仅能感受到自己是受益者，还能从自己出发，为这个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做一些什么，这样的感觉很好。

　　曹祎遐：是的。到访得越多，从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受益更多，对共筹、共建、共享模式的认同也会更进一层。自觉爱护、力所能及地资助，成为一种主动选择。这样一来，整个遗产保护的资助、支持系统，就进入了良性循环。而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他们会高度认同，文化遗产保护不单单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事，也是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尤其是自己可以参与的事。

　　坦白来说，如果所有这些维护、资助、服务都由政府来做，不仅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后期管理和服务综合改进上也会力不从心，公众还不一定认可，最终很可能会事倍功半。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经历200余年时间才完成的现代城市格局，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住房、交通、环境、社会等方面的城市发展难题。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大幅度地改变了众多历史性城市的原有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发展功能趋同，城市文化特色出现危机。

　　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中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被无情地摧毁，由于忽视了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了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我非常反对“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这两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旧城改造”的问题在于把有着千百年深厚文化积淀的历史城区仅仅定位于改造的对象，而没有强调它需要保护、需要有机更新的一面。“危旧房改造”的问题在于“危”和“旧”不分，如果危房需要进行改造的话，那么仅仅因为一座房屋、一栋建筑年代悠久就一定要拆除，一定要改造吗?很多质量尚好的传统建筑，本来可以继续使用很多年，甚至几代，而成为城市珍贵的记忆，今天却被无情地拆毁。

　　在近几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我多次提交提案，建议对历史文化名城实施整体保护，坚持循序渐进、有机更新的方针，采取小规模、微循环、渐进式的方法，防止“大拆大建”的行为，避免“运动式”的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历史街区的保护整治工作。

　　历史街区内传统民居年久失修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欠账，同样，传统建筑的保护也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必须有长期修缮的准备。因此，我一直主张，将政府与居民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建立“细水长流”的投资模式，这样既能解决房屋修缮的现实问题，又能妥善处理历史街区的长期保护。

　　实现传统建筑的“有机更新”，应根据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和政策的要求，发动社会力量，特别是社区居民，以自助力量进行小规模整治与修复。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四合院中度过的。在我的记忆深处，早已烙印上永远的四合院情结，甚至成为内心中对于城市记忆最柔软的地方。四合院情结，是对那个成长空间的眷念，更承载着对父母、亲人、朋友的思念。忘不了街坊们海阔天空地神聊，忘不了小伙伴们的嬉戏打闹，忘不了院里醉人的鸟语花香，忘不了胡同里走街串巷小贩们的叫卖声。这份情怀，只有久居胡同四合院的人才能获得。

　　南京是我的祖籍地，虽然我不是在南京成长，但小时候，每当听到父辈说起那里的山水园林、历史故事、风俗人情，总有肃然起敬之感，常不免心向往之。因此，翻开姚远博士的《城市的自觉》一书，其中既有作者对城市问题的理论思考，又有北京、南京等古城遭受大拆大建之时作者的振臂疾呼，读来更是感同身受。

　　譬如，作者开篇就忧虑地写道：

　　“今天的中国城市似乎已经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所谓‘拆旧建新’‘千城一面’，城市空间里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背后却是文化自觉的苍白。”

　　他极力倡导古城应当贯彻整体保护的原则，提出：

　　“整体保护绝非‘冻结不动’，而是强调古民居、古街巷和宏伟的古建筑一样重要，它们是古都特有的城市肌理，低矮的民居衬托高大的城阙，形成轮廓丰富的城市格局。如果消灭了它们，名胜古迹就变成无法交融联络的‘孤岛’，古都的整体风貌则无从谈起。”

　　他还建议：

　　“老城区的整治，可以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下，以居民为主体，通过社区互助的‘自我修缮’的方式来实施，将‘旧城区改建’从拆迁模式下的行政关系转变为修缮模式下的民事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保护与整治的最大合力。”

　　这些颇具见地的观点，我都十分赞成。

　　《城市的自觉》一书不仅呈现了作者对城市问题的理性思考，也记录了姚远博士等一批有识之士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奔走呼号的历程，故而该书也可谓是围绕古城存废之博弈的一份实录，对了解当代中国古城保护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作者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和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锲而不舍地参与了当代中国的古城保护，为抢救最后的老北京、老南京而奔走呼号，体现出青年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在近年保护北京梁思成故居、圆明园遗址、东四八条、钟鼓楼历史街区、宣南历史街区等文物古迹的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意见，用笔捍卫文化遗产的尊严。

　　在南京老城面临大拆大建的历史关头，他挺身而出，发起起草建议书《关于保留南京历史旧城区的紧急呼吁》和《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得到侯仁之、吴良镛、谢辰生、罗哲文、徐苹芳、梁白泉、蒋赞初等数十位知名专家的联名支持。谢辰生先生就此上书国务院领导，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南京先后制定《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南京老城南历史城区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从制度上终结了对老城的“大拆大建”。

　　2010年“文化遗产日”之际，因在古城保护中的贡献，姚远博士被评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颁发给他的评语这样写道：

　　“一支笔，是他的武器;一份坚持，凝聚着他的毅力。曾经的高考状元，如今用行动保护城市灵魂，用努力传播文保理念，用执着维护城市的古朴。”

　　我在是年的颁奖仪式上曾说过，保护文化遗产绝不仅仅是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专利，只有广大民众真心地、持久地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最可靠的保障。以姚远博士为代表的一批志愿者和社会人士，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已经显示出不可低估、无可替代的力量。

　　只有当全体民众都积极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之中，维护和实现自身的文化权益，才能变“少数的抗争”为“共同的努力”，才能使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强大的社会意志，取得真正的成效。

　　相信《城市的自觉》的出版，对推动公众深入理解城市历史文化，增进城市文化自觉，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认同作者的观点，加入到作者的行列，共同担负起保护传承城市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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